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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治学态度来对“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呢？答曰：“实事求是”。但我们说的“实事求是”是古人原汁原味的“实事求是”，与毛泽东的“阉割版”大异其趣。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一个“割头”的手术（权术），说道：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样，毛泽东就在两点上曲解了班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原意：第一，“实事求是”原本是讲治学态度的，毛把它胡诌成哲学理论，既牵强附会，也全无必要，且不说他还别有用心；第二，“实事”的“实”原本是个动词，是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意思，就是“实其事”。毛舍此意，而曲解为天然地明摆着的、不分青红皂白、真假善恶而唾手可得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样对“实事”的“实”进行了阉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就等于使人在“事物” 面前不用做核实、证实、落实、求真的功夫了，可以无所作为了。可见，从我这一方面说，坚持要回归本真，决不是一味地抠字眼，而是有其绝对的必要性的。因为 “实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无前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求到后者，此其一；再则，“实事”也并不是如毛泽东轻佻地解说的那样，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物”。相反，人类在扑朔迷离的世事面前，欲达“实其事”的目的，谈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最先进的设备、使用最精密的科学仪器，终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所求者何？是在求出事实的真相——宏观或微观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从另一方面说，像对 “实其事”，这么重大、艰巨而无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让人视若无睹，而却在下一步——“求是”上，装腔作势地大做文章，这样“舍本”，怎么能 “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无“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权售奸之心。林副统帅在日记里记载有，他的正统帅总是把不是他的意见强加给他，然后再来批判他；这算是信手拈来的供你思索、供你触类旁通的一条线索吧！再如，邓小平不仅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且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那么，他究竟是怎样“实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吗？也让我顺举一例：他对反右运动定性说，“反右是正确的，问题是扩大化。”试问99·9%以上都错划了，难道还能说“是正确的”吗？怎么会发生这种显而易见的严重错误呢？就是因为他在“实事”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打马虎眼的态度，首先不能对反右运动认真地“实其事”，这当然就“求”不到什么“是”了。有鉴于此，我们就决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们毛、邓这一条通过假相求歪理的的认识路线，而是要本着不走样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本意，首先是严格地本着原著精神，在弄清、而不是歪曲两个“史观”真意的基础上，再来比较它们的是非曲折，即先求出真相、再来求真理；只有两个 “真” 合二而一，问题才能得到真正、正确解决。也就是做到了唐代颜师古所解说的那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一 、 两种相反的宇宙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
有一篇文章，《对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几点认识》（作者：黄 列），就是对毛的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我为了避讳断章取义之嫌，就干脆整段照抄，然后就窝下蛋，一抒己见（即，所有红字批注）：
民生史观又把人们要求吃饭、穿衣的物质需要，还原于一般的、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不只说了“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国父还说过：“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国父说的这个“人类的努力”，就是实际的求生存的活动：“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孙中山选集》，第693页。)。所以我认为，国父无论如何也总不至于“唯心”到让人们只有“抽象地 ‘求生存’的欲望”吧！），并把“人类求生存”作为进化之原动力，这就陷入了二重性的矛盾。这里的问题在于，“生存”这一含义是属于物质性的生活要求，还是包含如同动物的一般“求生” 之本能，这是评价孙中山是属于一元论唯物史观还是二元论的历史观的关键。我认为，就算孙中山属于前者，也不能证明他的历史观是一元论的唯物史观。（正好与此相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属于客观存在，都不是主观臆造。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就是，都是“唯物”的。）因为，孙中山明确地说“民生”是 “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注5]这就离开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而谈 “民生”的一般问题。（这只能说明，评论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中心”或“重心”？如果真的“离开了”生产、经济等，那它就成了孤零零的光杆司令一个，还怎么当“中心”或“重心”呢？当谁的“中心”或“重心”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生活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不同阶级、集团各有自己的物资要求，人们的所谓求生意志与动物单纯为了个体 “求生”而争斗的状况有着本质的区别（此言差矣！待详述于稍后）。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虽然“善良”，毕竟是唯心论。明扬而暗抑，作者用心可谓良苦也矣！），希望全国人民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但是他离开了生产资料归谁掌握的问题，离开了阶级斗争与专政的问题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数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无阶级斗争、无专政的问题，那时该怎样考察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呢？阶级社会满打满算也不过半万年。即便在这半万年的阶级社会内，由于社会现象复杂纷纭，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就越来越错综复杂。看问题就要切忌让“阶级”一叶遮目。“阶级”也只是社会分类学中的一种分法，另外还可以按区域、国家、民族、种族、家族、性别、年龄、职业。。。。。。分类。在实际的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有多种身份、多种不同的利益取向。难道要一律简单化，让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来执行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吗？何况，在同阶级内，资本家与资本家、工人与工人也充满斗争，甚至于更激烈，更你死我活；毛刘周朱陈林邓同属无产阶级，而且据说还都是“先进分子”哩；难道世界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还有比他们更烈的吗？再激烈也不过你死我活。再者，阶级斗争如果真像马列毛所说，是历史的原动力，那中国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应该成为世界上科学文化最先进、工业农业最发达、社会景象最繁荣、人民生活最幸福。。。。。。所有好事，在中国都是“最”才对；因为中国最讲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据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果饿死几千万人，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中国人住小洋楼、开小汽车，如果中国“总统”搞男女关系就被弹劾，而不是如今这般乌烟瘴气，无官不贪、无官不养二奶。。。。。。那才是最高指示英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句顶一万句；那才让“历史原动力”大显神灵呢！意犹未尽，后面还要细说。），最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孙先生当年“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放在今天看，社会主义或者“实亡”、或者“名存”，倒是证明他老先生真是先知先觉者。）
孙中山将人类求生存不可缺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与“求生存”的欲望、要求看成是互为体用的“原动力”，这正是他的“民生史观”属于二元论或唯心论的实质所在。他不懂得阶级社会中的人，不仅是“群”，而且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不懂得社会基本矛盾。人与动物虽都有求生存的要求，但两者不能混同。人是通过生产流动获得生活资料的，这就有一个生产资料归哪一个阶级的掌握的问题。他不懂得（不是不懂得，而是不认同）生产决定生活（因为事实上正好相反，生产是由消费决定的！实业家不盯着消费而生产，就是盲目生产，就会亏本；农民不根据消费的需要来生产，就会应了那句谚语：“吃不穷，穿不穷 ，打算不到一世穷。” “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孙中山选集》，第825页）。如果不是为了生活，人类就会“决定”不生产了。因为人类对“生产” 并没有特殊的嗜好。须知，生产只是为生活服务的手段，生活才是目的。目的与手段，哪个更具有基础性呢？下面我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话：“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3页）”。“手段”需要唯“目的”的马首是瞻，手段的全部意义在于促成目的之实现。如果说生产决定生活，那就成了手段决定目的。），离开了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谈生活资料的“公平分配”，必然流于空想。（国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要同时注重的”，应采取“分配公平方法”【注:《孙中山选集》，第860页】。）
黄列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区别归结为三点：
1.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注6]由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因”，社会进化作为“果”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理论。[注7]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在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同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近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确实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据我直观得知，每当发生阶级斗争出现，就是社会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在现实生活中，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仅是相安无事，而且总是阶级互助、友好合作的，只有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为富不仁，或者是农民工人刁钻奸猾，双方才会起摩擦，即发生阶级斗争。而斗争的结果，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对社会发展起促退作用的，远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近至共产党统治大陆60多年，实事都是历历在目，在在如此的。总之是，在风平浪静的年代进步最快，阶级斗争激烈就带来灾难，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带来浩劫，以致社会濒于崩溃。难道竟会跳出一个社会的左愤，丧尽天良地诬指事实与此相反不成！至于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一般的病症，而是社会得了癌症，如果手术不及时，那就只死不活。事实昭然，无可反驳。就连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泽厚都曾反思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见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原载《往事》第100期】）孙中山本人在进行民主革命时，也不自觉地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形式，以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显然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动力，它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能作全面理解，他把它作为一种“病症”，说是“倒果为因”，这恰恰说明，孙中山是以”“互助”的“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互助与竞争都存在，但毕竟在比重上，互助对社会的进化作用要大得多。国父说：“ 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夫“主动力”者，主要之动力也。又说：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孙中山选集》，156页】社会的进化既得益于互助，又得益于竞争，但毕竟以互助为主、为常态，这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家庭、单位人们之间，要大力提倡团结，说“团结就是力量” 的原因 。）
2. 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孙中山过分强调社会分配的社会化，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资产阶级的中间剥削。在孙中山看来，剩余价值不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而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共同作出的贡献。他虽然认识到，“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注8]但是，他又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注9]这里，孙中山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混淆了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性。（什么叫做“混淆了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性”？简直不知所云。国父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评论是非常科学的，具有先见之明。他不仅指出各种有能力的人，如资本家、科学家、管理人员对创造剩余价值都有份，而且他还认为：工人仅仅生产了商品，而制造出来的这些商品还必须经过商人的销售，最后由消费者购买了之后，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商人的销售和消费者的购买，堆积在仓库里，最后商品只能变成废品，那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就是说，全社会每个商人、消费者，也都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他说：馬克思「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國父以為「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僅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0页】
1896 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中批驳了“剩余价值论”。庞巴维克是这样表述的：鲁宾逊漂流到孤岛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当时是用手抓鱼，一天能抓十斤鱼。鲁宾逊租了一张渔网给星期五，条件是捉到的鱼要平分。星期五用网一天能抓到100斤鱼。鲁宾逊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 斤。星期五说，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一百斤鱼都是我抓来的，是我创造的价值。你不劳而获，剥削了我的50斤鱼。鲁宾逊说，原来你一天只能抓到10斤鱼，现在用我的网，你一天得到了50斤鱼，这多出来的40斤正是我的网给你带来的，应该说是你剥削了我才对。
“剩余价值”的概念是由马克思生造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两个概念，再加上价值概念，推演出来的。但是，“资本”只能是可变的、可增殖的，如不可变，还叫“资本”吗？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实属无稽之谈。不言而喻，投入厂房、设备、原材料的资本，也是可变资本，也能带来剩余价值，如鲁宾逊的渔网。马克思制造的“价值”这个概念，也经不起推敲。比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因为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的，你怎样计算出产生它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呢？跟谁平均呢？无法算出平均劳动时间，怎样确定它的价值？这且不说，难道《资本论》的价值能用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吗？同样可以令人笑掉牙齿的是，你怎样确定齐白石画的那几只虾的价值？真假不必考证，据说有这么个笑话：齐白石要买白菜，对卖白菜的说：“我要买你这车白菜。”卖菜的把菜送到他家，齐白石拿出他画的白菜，说：“我用这张画儿换你这车白菜，怎么样？”“你说的倒便宜，一张白菜画儿就换一车真白菜！？”其实那张画远超出那车白菜的价钱。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演员在电视上做几秒钟的广告即可有巨额金钱的收入，这个价值怎么计算？
现在我们再来就者剩余价值的来源，用反证法来求证：如果“剩余价值”唯一地由工人创造，归功于工人，那么，资本要是经营亏本了呢？是否就是工人创造了负价值，因而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归罪于工人、而让其陪出亏损呢？可事实上决非如此。资本家宁可自己去跳楼，也没有哪位资本家叫工人去承担损失。当然，如果像现在的工人加入了股份，那他就当然要按股份承担利益或损害了。这样说下来，就足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既不通情、又不达理、漏洞百出了。
国父在民生主义中说：“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合理，我们可以用近来极赚钱的工业来证明。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厂，那个厂极大，汽车的出品极多，在世界各国都是很销行的，该厂内每年所赚的钱有过万万。至于那个厂内制造和营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办事房，所有一切机器陈设都是很完备，都是很精致，很适合工人的卫生。工人在厂内做事，最劳动的工作，最久不过是做八点钟。至于工钱，虽极不关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钱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国钱便有十元；稍为重要的职员，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数。厂内除了给工人的工钱薪水以外，还设得有种种游戏场，供工人的娱乐；有医药卫生室，调治工人的疾病；开设得有学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并代全厂的工人保人寿险，工人死亡之后，遗族可以得保险费，又可以得抚恤金。说到这个厂所制出来的汽车的价格，这是大家买过汽车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车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车最多不过是值一千五百元。这种汽车价值虽然是很便宜，机器还是很坚固，最好的是能够走山路，虽使用极久还不至于坏。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儿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
剩余价值一不是为工人所独创，二有不变资本参与，三不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四不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五不是促使中产阶级消灭；而恰恰是与他所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一九七五年版）。资本家所以应该被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以要被消灭；在马克思看来，这实在是天公地道、天经地义。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反动逻辑！岂不知，正是这个“剩余价值”，用在扩大再生产上，发展科技、改进设备，促进了生产力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对社会作出丰厚的回报，使人类精神的、物质的、制度的文明蒸蒸日上；正是这个 “剩余价值”，用在纳税上和弘扬捐献文化上，巨额的社会财富使民富国强，打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梦呓。当年国父持“走着瞧”的态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他总是重事实、重试验，不像马克思总爱偏激、武断、走极端。于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事实已如板上钉钉，作出明确无误的回答。这便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情地碾碎了马克思螳臂当车的声嘶力竭。）
正由于孙中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所以他主张采取“分配公平方法”来解决民生问题。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他把“互助”作为人类文明进化之动力。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不推翻剥削制度，是不可能做到“分配公平”的。（现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国家政策、社会福利、工会维权等措施，尽量做到分配公平的。）
3. 关于如何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孙中山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斗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政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应；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注 11]他的结论是，“用马克思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他幻想以“民生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宣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一命题的是恩格斯。他的根据是，他和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并随后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由于这“两大发现”（恩格斯语）， 社会主义便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恩格斯的这一命题，前后惨遭两任中共领袖“否认”——
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加以推翻。他在《实践论》中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仅如此，就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毛接下去进一步论断：“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这个说法提供一条什么逻辑呢？就是，当社会主义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马、恩和世界共产党就断然宣布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甚至“科学共产主义”；这和毛自己在大跃进年代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半点“科学”都没有，它的正面意义只是提供了“科学”和“鬼话”的鲜明对比！
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用具体事实加以推翻。我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传达文件（？）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言论，作传达的人气急败坏地揭发道：“赵紫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难道真的说不清吗？”这时我们代表们都没有出现传达人所期待的同仇敌忾，而是面面相觑，互相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其中不乏省、地、县、乡各级的领导人和教授、专家、学者等等饱学之士）：“你能说清吗？”“我不能。”“你能说清吗？”“我也不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搞了三十年“科学”社会主义！现在如梦初醒，“到底社会主义是什么玩意？”好吧！让我们来聆听传达人怎样界定“社会主义”吧！不期，仍是让我们扑了空。还是后来邓小平南巡时才亡羊补牢、后补出个说法。从此大家便奉为社会主义的经典定义。
在赵紫阳的话说过之后，发生了苏东剧变，共产主义腥风血雨的这一页历史，便被基本上给掀过去了。只有中国还在垂死挣扎，还在对马克思主义这匹马，“死马当做活马医”。被洗脑几十年才灌进去的那句谎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变成了一句主宾颠倒、冷嘲热讽的风凉话：“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现在大肆鼓而噪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 、被剥光了外衣之后，倒是个什么东东？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曰：“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见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原载《往事》第100期】。
毛泽东对“民生史观”采取的是敌对的态度；宣布“民生史观”为“唯心论或二元论”，就等于是置它于死地。本来，“唯心论或二元论”也没有什么不好，学术思想应该是多元的嘛！但在共产党的心目中是肃杀百家、独尊马列的。“唯心论或二元论”在学术上就是“错误”的代名词，而且划归“敌人”的范畴，称之为“死敌”、“大敌”。在毛泽东夸奖为“这个解说极好”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中，作者李达写道：“唯心论的唯理论，是辩证唯物论的死敌，我们固然要坚决地打击它；就是唯物论的唯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大敌，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过。”【该书61页】。）
毛泽东对“同唯心论搞统一战线”指责道：“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为批判《红楼梦研究》，《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人民日报》1967年5月27日）不过，搞统一战线就是甘心做俘虏吗？这是什么心态，又是什么逻辑？
二、 民生史观的基本定律
“民生史观”是国父创立的独树一帜的政治学、经济学之哲学原理。他在对第一次全国代表讲演时说：“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自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所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2页。）这是国父坚持“民为邦本”，终生关注民众疾苦，以解决民生问题、建立民生主义社会为三民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哲理依据。从哲理上着眼，他是紧紧地以唯物史观作为参照系，两相比较而立论的。民生史观是主体史观。所谓历史，它的精髓就是，从主体出发、通过主体、达到主体目的的实践过程；唯物史观是客体史观，见物不见人是其致命伤。
